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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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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有系統的各個焦點探討人類生活與文化的複雜性,內容兼顧深度與廣度。縱貫全書,係以生態學的觀點加以分析檢視,換句話說,即視人類是極其創造力的生物,能夠不斷地調整適應環境多面向的挑戰。因此,從本書可看出人類如何克服各項環境的困難,以及如何以特殊的適應策略應付人口成長與資源有限所衍生的課題。Ch1:人類學簡介  今日許多的土著民族,隨著西方工業社會的日漸入侵,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習俗正面臨滅絕的危機。部分人民已被無情地推入這個新的世界體系,儘管其他人可能有更多的選擇。圖中這位來自亞馬遜河雨林區的Yanomami女孩,正與一位委內瑞拉嚮導前往加拉卡斯,準備靠當女傭賺取工資。  人類是一群極其多樣化的動物,我們生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膚色、身高體型,說著不同的語言,表現出不同的風格,而且擁有各種不同的想法。這種種的不同,實在很難令人相信我們都屬於同一物種。但事實上,我們是的。我們因擁有相同的生物遺傳特徵而屬於同一物種,此外,我們彼此之間確實還擁有很多共同之處。  人類學(Anthropology),一種以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的學科,試圖藉著檢視人類過去生物面與文化面的種種,以及比較研究現存人類社會間的不同,來解釋人類的各種共通點和不同點。人類學的終極目標是要發展出一幅整合的人類畫象,這個目標包含了無數關於人類存在的問題,例如:人的定義是什麼?為什麼有些人身材高瘦,有些人卻趨向矮胖?為什麼有些人務農,有些人卻要靠掠奪維生?人類學家感興趣的就是這些關於人類的種種問題。   人類學的主題因為範圍廣泛,人類學可往下細分為幾個次學科,每個次學科都有各自的專家。在本書中,我們就要把重點擺在那些研究人類文化面及社會面的次學科。另一方面,所有人類學的領域都包含著以下幾個主題:普同性(universalism)、整體性(holism)、整合(integration)、適應(adaptation)及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就是這些主題使人類學不同於其他研究人類生活的學科,像歷史學、心理學或社會學。  普同性:現代人類學的基本原則就是人類的普同性,即所有人均完全平等。不論是San族、Navajo族或是Celt族,我們都屬於同一物種──人類。沒有那一群人較接近人猿,也沒有那一群人進化得較高級。因為人類的平等,人類學家不僅對中非矮小黑人(BaMbuti)及澳洲土著感興趣,他們也研究北美及西歐工業化國家的人民生活。另外人類學家也不會因為一個族群太大、太小、太古老、太遙遠或太不正常而將它摒棄於門外。所有的人,不論活著的或死去的,有血緣關係的或外來民族,都是人類學家研究的對象。任何一群人都有助於我們暸解一些重要的人類現況:瞭解人類如何靠文化,亦即社會傳承,而存活且仍是動物界的一員。任何一群人都有助於我們對人類潛能與極限的瞭解。  整體性:經濟學家探討生產、交換及消費的制度;政治學家則著重社會秩序與衝突的根源,以及權力與職權的分佈與消長;其他人類生活之各層面亦有專家在做進一步的研究。然而,人類學家試圖去了解的是,人類生活狀況的所有層面。社會經濟、政治組織、宗教禮儀、語言文化和科技藝術,甚至婚育及生活環境等等都是人類學家的研究範疇。此外,他們對於人類社會的過去與現在都同樣重視。在這個整體性的觀念中,人類的存在被視為一個多面性的整體,可以就生物面來看,也可以就文化面來看。因此,人類學家對人類的特徵,不論是以往的或現存的,均投注不少的研究心力。這全面性的關注,是建立在他們熱切渴望全面性暸解人類生活狀況的基礎上。  整合:整合是強調人類文化生活的各層面是如何一起運作的,不是光靠研究政治、藝術、宗教、經濟、親屬關係或單單針對Navajo族就足夠的。人類學家把這些生活層面比喻成交織成社會大網的線,同時它們也是更大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不可或缺的部分,而Navajo族正住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中──美洲西南部的不毛之地與美國社會。所以要全盤了解任何一個信仰或儀式,我們必須觀察它與社會中各項因素的互動關係,同時也要看它與形成社會的廣泛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  很多人類學研究把焦點擺在一些較孤立的小社會上,像澳洲及亞馬遜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因為這些小社會的整合性較明顯。這些小規模社會(small-scale society)的特徵主要就是侷限於某一區域中的社會互動與資源開發。在這種小規模社會中,親屬關係、政治、工作及其他社會生活的種種彼此密切相關,且直接受環境影響。當代的人類學研究比過去更重視大規模社會(large-scale society),它們不僅地域定位較模糊,而且運作更依靠廣泛且高度專業化的貨品、想法及人員之交換來完成。在這樣的社會中,它的整合性較不明顯,而且與小規模社會大不相同。但是那份整合性仍然存在,就像一個多倫多或巴黎的都市居民,他不僅是所處之廣大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他的生活也受到環境相當大的影響。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Huli部落中的居民,正適應著這個世界體系對其居住環境的侵略。他徒步走了九千呎去幫助清理出一個空間讓直昇機降落,這架直昇機載送補給品,提供給一個無任何公路可抵達的油井工地使用。  近年來,我們已漸漸地意識到,事實上,所有的社會對於一個由社會與經濟結構組成的更大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是如此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個別社會彼此間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如欲了解其內部特性,必須先觀察它與這廣大的全球系統間的關係,而這全球系統的基礎是建立在國際貿易之上(見Shannon 1989:20-21;Wallerstein 1979:5)。因此,在試圖了解像新幾內亞及亞馬遜河流域的現代小規模社會之時,光靠當地歷史的研究與當地環境的觀察是不夠的。因為,這些社會同時也會受全球旅遊業、全球商品市場、國際間交流以及外來勢力干涉政策之影響。而這些均是整合的世界體系之一部分。我們是整合的世界體系之一部分的程度,可以從最近一些關於全球重要環保問題的爭論中得到明顯的印證。這些環保問題包括近來熱門的溫室效應,或是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污染化學物質對全球的衝擊等等。  適應:人類與其他動物相同,是與環境息息相關的。這些環境包括自然環境──氣候、雨林型態、地形等;生物環境──在特定區域內的所有動植物;社會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就像加州沿岸的環境可能包括海灘、近似沙漠的地形與氣候、與人類爭奪生存空間的動物以及進駐此區域的各色人種。  研究有機體與其自然、生物及社會環境間相互關係的學科,稱之為生態學(ecology)。關於人類適應的研究,也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如何互動,不僅是人類學的重要課題,更是生態學的主要對象。適應(adaptation)可以廣泛地定義為個人或人群為了維持生存,必須想出一些方法去面對不同的環境狀況之歷程,這個名詞,也可以用來指這種過程下的最終產物,即某些特定的行為及社會制度或具象的結構。  從有機體、物種到整個社會是如何調適它所處的環境,正反映出它的適應策略(adaptive strategy):即某個人群的成員們為了克服一些基本的環境或生物問題時,有意識或無意識會去應用的成套方法(Dobzansky,1974)。這些問題包括確保食物不虞匱乏,保護自己不受大自然肆虐以及尋找配偶。人類在開發環境時所應用的適應策略,主要是根據文化的三個面向,一是科技(technology),二是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三是價值觀與信仰(values and beliefs)。開發(exploitation)一詞最主要的意義指能夠利用或能夠轉換成經濟利益,一提及開發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礦物及動植物,但是有些人,像勞工或奴隸,也被視為環境中的資源。  Inuit人﹝譯註:即愛斯基摩人,Inuit是其自稱﹞的發展完全受限於自然環境,他們矮胖的身材是為了在酷寒的氣候下保存體熱的一種生物適應結果。Inuit人的文化適應則包括了為迎合北極環境特殊需要所設計的衣物與裝備。  科技指的是人們製造事物或提取資源所需的知識及技術。由於它的具體且實際的效果,它的角色在適應策略中常佔著最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在北極原住民的傳統適應策略中,就包括一系列為滿足生存需求及合理的舒適性所需的專業技術。他們使用矛、叉、鉤及陷阱來捕捉及獵殺動物;為了橫越大陸及海洋,他們建造船舶、雪車並自製雪鞋;為了保護自己免於大自然肆虐,他們製造了各式獸皮做的衣服並建造由冰及獸皮構成的住所。這種種活動都需要關於當地資源的知識及祖先傳下來的專門技術。至於人們如何在社會中將成員們加以組織分配,也是這適應策略中同樣重要的一部分。適應策略中一項重大的社會要素就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r),就是指在社會中如何針對社會及技術特性將工作加以組織分配。像澳洲以搜尋食物為生的土著,他們分配工作主要是依據性別,男人狩獵大型動物,女人則負責採集野菜。但到了現代工業社會,分工就更複雜了,而且牽扯各種高度專業化的活動,反映出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適應策略。  適應策略的第三項文化要素是人們的價值觀與信仰。對於許多獵人而言,能夠正確詳細地唸一段禱文,和知道如何設陷阱、如何潛近動物去獵捕它們是同等重要的。個人與環境的交互關係,也要靠社會的宗教信仰及指導人們行為的價值觀來共同調節。澳洲土著的宗教信仰強調與環境的和平相處,藉著傳說與儀式,這些信仰連結了人們與大自然,使人們與自然景觀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及促進動植物資源的休養生息與完整性。  人類的適應也有它生物性的一面,事實上,生物與文化因子是同時影響著我們適應的過程,所以,稱之為生物文化性適應(biocultural adaptation),就是以生物與文化方法來對抗環境壓力的過程。我們獨特的生物起源和身體結構,尤其是我們的大腦,讓我們適應策略中的文化面得以施行;反過來看,我們現代的文化適應之各個面向,如醫療照顧和農業,在舒解環境壓力的同時也影響著人類生物方面的進化。此外,環境污染與人口過多也已為人類帶來相當大的生物壓力。  文化相對論:除了科學性的目標之外,人類學也試圖加強對不同文化群體的了解。然而,阻撓這項工作的重要因素就是民族自我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指以自己的文化價值觀與傳統來評斷他人的行為。為什麼他們不吃我們吃的東西,不穿我們穿的衣服,也不按照我們的行為模式去做?更甚者,民族自我中心主義轉成了文化沙文主義,一種認為自己的習慣信仰總是無疑地優於他人的心態。就某種程度而言,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想法是所有人類社會的一項共同特質,因每個人從小就開始學習如何思考及如何表現行為。受自己文化價值感的全面灌輸是一輩子的過程。我們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及文化典範在宗教儀式中,在學校裡,在電視上,甚至在一些體育活動及宴會中都不斷地被強化。不論到那裡,總有人教導我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好的以及什麼是重要的。這種深植人心的民族自我中心觀念對於人們自我優越及幸福安全感的建立,具有正面的力量。這正是一些美加土著等弱勢族群在從事意識覺醒社會運動時的主要訴求。不過,民族自我中心的觀念也有它不好的一面,當過分強調時,很容易就流於頑固與種族歧視。而人權的漠視常常就是這種將被壓迫民族視為落後、原始且次等的觀念所造成的。  其實,民族自我中心主義並不能促進瞭解。若想要真正瞭解他人,必須運用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概念,也就是以別人的經驗與傳統為基礎,來判定或解釋他們的信仰及行為。對某群人而言是對的事物,對另一群人就未必相同,這種對比性的觀念可以從人們對於殺食動物觀念上的差異得到例證。譬如,很多西方人認為印度教徒不吃牛肉是種愚蠢且浪費的行為,但同時卻對於中國人吃狗肉感到厭惡;另一方面,許多印度教徒把西方人屠殺牛隻之行為視為野蠻,中國人也搞不懂為什麼西方人不吃狗肉。  文化相對論的觀念,並不意謂著我們要全盤地接受或贊成某特定人群的一切作為與想法,事實上,它是指從人們與社會、環境與歷史的關聯中,來評估他們的文化型態。例如,在面對土耳其人及伊拉克人給予庫德族(Kurds)人的殘酷對待時,必須考量此一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歷史的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瞭解。當然,這樣的瞭解並不代表就贊同如此的對待。同時,這種多方面的考量正是聯合國試圖達成全球人權平等的中心原則。  民族自我中心主義不僅引起人們對文化差異的注意,也包含將其他人視為不同物種的觀念。這些圖案顯示了怳郊@紀法國藝術家對於遙遠不知名土地居民外貌的概念。  人類學是一門科學  作者簡介  作者Michael C. Howard,在貝里斯南部完成對馬雅民族的田野研究後,於1973年取得紐芬蘭的Memorial大學之碩士學位;接著追隨人類學家Ronald Berndt著手研究定居在都市的原住民及相關的政治議題,於1977年取得西澳大利亞大學的博士學位。  Howard博士在1976年任教於加州州立技術大學,並出版本書的第一版;在1978年於休士頓大學進行對澳洲與中美洲的研究,並開始加入與美國捲入中美洲事務有關的論戰。  到了1981年,Howard博士前往菲濟,任教於南太平洋大學的社會經濟發展學系。在菲濟,他參與了國際勞工組織所推動的南太平洋勞工教育計畫;擔任菲濟國際機場員工參與方案的顧問;以及進行菲濟、所羅門群島、Nauru、Vanuatu、及Kiribati等地有關政治、經濟、及勞工課題之研究。他同時跟雪梨大學建立起密切的關係,一起研究過印度的勞工與跨國企業,並開始對菲律賓的問題感興趣。  Howard博士在菲濟參與的勞工運動在1987年出現戲劇性的變化,當時的工黨領袖擔任總理,而Howard博士曾是他的私人顧問。總理任職四個星期之後,政府旋及被軍方推翻,Howard博士的處境頗為危急,於是離開菲濟前往澳洲,任教於新南威爾斯大學,並為被推翻的菲濟政府遊說。  1988年初,Howard博士任教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接著任教於Simon Fraser大學,教授社會學與人類學。在加拿大,他仍然記掛著菲濟與南太平洋,也持續研究著菲濟的外移者與難民的社群。不過,此時他的研究焦點逐漸轉向東南亞,包括菲律賓的礦採、環境污染、及族群關係,以及與其他人類學家在泰國與印尼進行各項研究計畫。Howard博士的著作頗豐,包括最近與Janet Dunaif-Hattis合著《人類學-瞭解人類的適應》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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