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間，中國大陸如何從極度貧弱困境，發展到今天東方大國崛起，其所歷經的坎坷途上，主要可分改革開放前30年（1949-1979）和改革開放后40年（1980-2019）兩個歷史時期。兩者關係，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後的歷史時期”。因為，歷史是連續的，后40年是在前30年累積的基礎上，堅持探索發展起來的，前30年則是在飽受內外戰火摧殘極貧落後的慘況下，人民所選擇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 1949年，中共雖處於積弱積貧落後及美帝虎視眈眈的內憂外患情勢下，毛澤東等開國元勛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開國氣勢，收回教育權，終結西方在華百年教育的文化侵略，抗美援朝拒敵於國門之外，為突破美帝組建的西方嚴厲科技封鎖，結好前蘇聯，引進國防科技，發展重工業，建立工業體系，使國防科技能力跨越半個世紀，推動教育、鐵路、公路、水利、發電、電信等基礎建設，完成經濟起飛所需的?始條件。 后40年是中共在前30年奠定的經濟起飛?始條件下，累積實踐的正反經驗，果斷堅定不移的實行╱推進改革開放，韜光養晦，以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設，實事求事，與時俱進地埋頭苦幹，歲月如歌，大國崛起。無可諱言，因改革開放的與西方接觸╱接軌，國人驚見中西方國力╱生活水平的懸殊差距，加諸美國先進軟實力的宣傳，西方民主╱自由╱正義╱富裕的美好正面形象乃漸入人心，甚至媚外崇洋。

原籍湖北、1951年生於台灣，輔仁大學商學士、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Pretoria）國際關係學博士。台灣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及格，曾任外交官，曾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現為《祖國》雜誌發行人/社長，並在世新大學兼任授課。著有《台灣史》（增訂四版）、《台灣史問與答》、《中國崛起與台灣》、《台灣二二八大揭秘》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