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之後百年，無疑是現代史最血腥的世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暴力的時代，就相對值以及絕對值而言都是如此。顯然，有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在主宰這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殺，超過之前在地緣政治幅員上可相比擬的任何衝突。雖然「強權」之間的戰爭在前一世紀中是更加頻繁，但兩次世界大戰就它們激烈（每年的戰爭死亡）以及密集（每國家每年的戰爭死亡）的程度，則是無與倫比。就任何標準來說，二次大戰是有史以來人造的最大災難。然而儘管它們從史家那裡所得到的關注，世界大戰只是許多二十世紀衝突中的兩件。 有超過一打的其它衝突中，其中死亡人數或許越過百萬門檻。而在死亡比例可相比擬者，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政權、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蘇聯政權、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更不用提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這些政權對平民人口進行種族屠殺或「政治屠殺」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之間以及之後，沒有任何一年沒見證到大規模組織性暴力發生在世界的這部份或另部分。
何以如此？是什麼使二十世紀，特別是從1904年到1953年的50年，特別血腥？這時代會特別地暴力似乎是個弔詭。畢竟在1900年之後的百年是段史無前例的進步時期。
在所有這些進展中，要解釋二十世紀異常的暴力，單純地說有更多的人更緊密生活在一起，或是有更具毀滅性的武器存在，並不足夠。當我是學校學生時，歷史教科書對二十世紀暴力提出種種的解釋。有時候將其關連到經濟危機，宛如經濟蕭條及萎縮能夠解釋政治衝突。一個偏好方式是將威瑪時期德國的失業率，關連到納粹選舉票數的增加以及接著希特勒「奪取」權力，而這又被認為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但我開始懷疑，有些時候經濟快速成長難道不會跟經濟危機一樣會造成動盪？接著有理論認為這世紀是關於階級衝突：革命是暴力主要原因之一。但比起所謂普羅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所謂的鬥爭，族群分裂不是在實際上來得更重要嗎？另一個論證是二十世紀的問題是政治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結果，特別是共產主義（極端化之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極端化之民族主義），以及之前邪惡的「主義」們，特別是帝國主義。但是如宗教之傳統系統，或是其它表面上是非政治性的想法以及假設，卻仍然具有暴力性的意涵，其所扮演之角色又當如何呢？還有，究竟是誰在打二十世紀的戰爭？在我還是孩童時所讀的書籍裡，通常是民族國家扮演主導性的角色：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美國以及等等。這些政體之中有一些或所有，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多民族、而非單民族的國家？尤其是舊的教科書將二十世紀的故事說成是段冗長、痛苦但終究令人滿意的西方勝利。英雄（西方民主政治）面對一連串惡棍（德國人、日本人、俄羅斯人）的挑戰，但最後還是邪不勝正。世界大戰以及冷戰因此是在全球舞台上演出的道德劇。但它們是嗎？西方真得贏了二十世紀的百年戰爭？
同樣地，經濟危機亦不能解釋這世紀的劇烈動盪。如已經提過，或許在現代史學作品中，最為人所知之因果鏈是從經濟大蕭條帶到法西斯主義崛起和大戰爆發。但這討人喜歡的故事在更仔細檢驗下，便會瓦解。並非所有受到大蕭條影響的國家都變成法西斯；也非所有法西斯的政權便會從事侵略戰爭。納粹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但只有在它從經濟大蕭條中恢復過來之後。蘇聯先是站在希特勒這邊來發動戰爭，但它是與世界經濟危機隔離開來，但最後卻動員並且犧牲比其它交戰國更多的士兵。就整個世紀來看，這裡沒有普遍規則可以被辨識出。有些戰爭是在經濟成長時期之後；其它則是經濟危機的原因而非結果。有些嚴重的經濟危機沒有帶來戰爭。當然，雖然馬克斯主義者長久以來試著去做，現在已經不可能說服人，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相反地，是大戰結束了一段具有相當的高成長和低通膨的非比尋常全球經濟整合。
因此當然可以辯稱說戰爭之發生是與經濟無關的理由。艾力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稱之為「短暫的二十世紀」（1914-1991）為「一個宗教戰爭的時代，雖然最好戰以及最血腥的宗教，是從19世紀當代最經典世俗意識型態所收穫而來」。在意識型態光譜的另一端，保羅‧約翰森（Paul Johnson）責怪這世紀的暴力是因為「道德相對論的崛起、個人道德的敗壞以及放棄猶太-基督教價值」。但是新意識型態的崛起或是老舊價值的衰敗就自身而言，不能被認為是暴力發生的原因，雖然這可以用來理解集權主義之知識起源。在大部分的現代史，一直都有極端的信念系統被提供，但它們只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方會被廣泛地接受，並據之來行為。在這方面反猶主義是個好例子。同樣地，將戰爭的責任歸諸一些瘋狂或卑劣之人，則是重複《戰爭與和平》之中，托爾斯泰所大加輕蔑的錯誤。自大狂或許會命令人去入侵俄羅斯，但人們何以要服從？
將這世紀的暴力主要歸諸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亦沒有說服力。雖然二十世紀的政體發展出史無前例的能力，去動員大量人口，但這些可以、或是已經被輕易地被運用在和平，就如用在暴力的目的。比起之前時代，1930年代的國家當然可以進行更多的「社會控制」。它們雇用像是兵團數量一樣多的公務人員、稅吏以及警察。它們提供教育、年金以及，在某些情形下，補貼保險，來預防疾病及失業。它們若沒實際上擁有鐵路及道路的話，還是會去加以規範。但所有這些能力在1945年戰後的年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可是大規模戰爭的頻率卻反而減少。甚至通常是最具全面性福利的國家，最不可能在1950、1960及1970年代捲入戰爭。正如之前在較早戰爭方式所發生的革命，轉變了早期近代國家，所以或許有道理是全面戰爭本身，反而促成福利國家的出現，創造出規劃、指揮及規範的能力，因為沒這些能力的話，那貝弗里奇報告或是詹森（Johnson）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必然無法被構想出。所以當然不是福利國家帶來了全面戰爭。
那與國家如何治理有關係嗎？現在變得很流行去假設民主政治與和平之間的正相關，理由是民主政體之間往往不會彼此交戰。當然根據那基礎，民主政治在二十世紀期間長期的崛起中，理應降低戰爭的發生。它或許會降低國家與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然而至少有證據顯示在1920、1960及19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後面緊跟著內戰以及分離戰爭爆發頻率的增加。這引導我們到一個核心點：我們太常純粹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來思考二十世紀的衝突，而忽略了在國家之內組織性暴力的重要性。最惡名昭彰的例子當然是納粹及其合作者，針對猶太人所發動的戰爭，結果有將近六百萬人因此毀滅。納粹同時設法消滅其它被認為「不值得生存」的不同群體，特別是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的德國人、被佔領之波蘭社會菁英和新提人（Sinti）及羅瑪人（Roma）。總計其它這些團體共有三百萬人被殺害。在這些事件之前，史達林對付蘇聯境內的少數族群，以及處決或監禁犯罪或被懷疑政治異議的俄羅斯人，犯下可堪比擬的暴行。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中亞的大約四百萬非俄羅斯人中，估計有一百六十萬人因為所受的艱苦而受難喪命。蘇聯在1928年到1953年之間所有政治暴力的全部受害人，最低的估計是兩千一百萬人。但族群屠殺※則是已經發生在集權主義之前。如我們將見，鄂圖曼（Ottoman）帝國末年刻意針對基督徒少數族群所進行的強迫遷徙及蓄意謀殺政策，根據1948年的定義，就是等於種族屠殺。
簡而言之，二十世紀的極端暴力極為多樣。這並非全然是武裝者之間的衝突而已。在所有歸諸二次大戰的所有死者中，至少有一半是平民。有時候他們是被歧視的受害人，如當人們因為其種族或階級而被檢選出來加以殺害。有些時候他們是不分青紅皂白之暴力的受害人，如英國及美國空軍將整座德國城市轟炸成廢墟。有些時候他們是被外來的入侵者謀殺；有時候則是喪命在自己鄰居的手上。所以很明顯地，任何要解釋這殺戮全然的規模，必須要超越傳統的軍事分析。
對我而言，要解釋二十世紀極端的暴力，以及特別是何以如此之多會發生在某些時間（特別是1940年代初），以及某些地方（特別是在中歐、東歐、滿州及朝鮮），有三件事是必要的。這些可以被綜合為族群衝突、經濟波動以及帝國衰落。就族群衝突，我所意謂的是某些族群團體中社會關係的斷裂，特別是已經有相當發展之同化過程的崩解。因為種族差異理論裡遺傳原則的散播（即使那原則已經在政治領域裡已經消退），以及因為族群混居聚落處所在之「邊界」地區在政治上極為碎裂，這過程在二十世紀受到極大的刺激。就經濟波動，我指的是經濟成長率、物價、利率以及就業的變動，以及所有隨之而來的社會緊張及壓力。而帝國衰落，我所指的是在這世紀開始之初，主宰世界之歐洲多民族帝國的瓦解，以及因為在土耳其、俄羅斯、日本及德國裡出現了「帝國國家」（‘empire-states’），挑戰舊帝國。這也是在我指出，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是「西方的沒落」時，我心中所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