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是繼東晉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晉安帝元興二年，荊州刺史桓玄代晉稱帝。第二年，當時的北府兵將領劉裕在京口和廣陵兩地起兵，推翻桓玄，名義上恢復晉朝的統治，實際上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過了十五年，晉恭帝元熙二年，劉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劉裕以后，一共傳了七代，到宋順帝昇明三年，又為蕭齊所滅。宋書一百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卷，梁沈約撰。宋是繼東晉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四○三年），荊州刺史桓玄代晉稱帝。第二年，當時的北府兵將領劉裕在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和廣陵今江蘇揚州市）兩地起兵，推翻桓玄，名義上恢復晉朝的統治，實際上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過了十五年，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劉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今南。劉裕以后，一共傳了七代，到宋順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為蕭齊所滅。宋朝國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開始。當時由著名科學家何承天草立紀傳，編寫了天文志和律歷志。此后，又有山謙之、裴松之、蘇寶生等陸續參預編撰。但他們任史職的時間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領著作郎，他參照前人舊稿，編成“國史”，上自東晉義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劉裕實際掌權開始，下訖大明時止。隋書經籍志著錄徐爰宋書六十五卷，可見他的書曾和沈約宋書并行，現在太平御覽等類書中，還保存了徐爰宋書的殘篇零段。但徐爰不久為宋朝所斥退，宋朝“國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來。南齊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約修撰宋書。這時沈約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據何承天、徐爰等人的舊作補充修訂，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紀傳七十卷。沈約在當時的奏文中說“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可見宋書的八志三十卷，是后來續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稱鸞鳥為神鳥，是避齊明帝蕭鸞的諱；律歷志改“順”作“從”字，是避梁武帝父親蕭順之的諱；樂志稱鄒衍為鄒羨，是避梁武帝蕭衍的諱。可見宋書的最后定稿，當在齊蕭鸞稱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二年）以后了。與沈約同時或稍后，南齊時有孫嚴著宋書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紀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這些著作都已亡佚，關於劉宋一代的史書，比較完整的，現在就只有沈約的這部宋書。沈約（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吳興吳康（今浙江德清縣西）人。他歷仕三朝，宋時為尚書度支郎，齊代做到五兵尚書、國子祭酒，在齊梁政權交替之際，他力勸梁武帝蕭衍代齊稱帝，因而在梁朝被封為建昌侯，官至尚書左仆射、尚書令、領中書令。沈約的著作很多，但現在除了宋書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晉史、齊紀、梁高祖紀、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東漢末年以來所形成的門閥制度，到東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門閥士族擁有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特權，他們大量兼併土地，廣泛收羅“蔭戶”，用各種手段霸佔勞動力，極端殘酷地剝削和壓迫人民。他們以門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謂“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梁武帝蕭衍也極力支持士族，他在詔書中還特別提到了要糾正“冠履倒錯，珪甑莫辨”的現象（梁書武帝紀）。沈約先世，本是吳興士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晉書周處傳附周札傳）。沈約一門，在宋、齊、梁三代，也都仕宦顯赫。梁蕭統文選載沈約奏彈王源文，對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類”的情況大加抨擊。因此，沈約在齊梁時期撰成的宋書，也就帶有其時代和階級的特點，它的一個突出內容，就是頌楊豪門士族，維護門閥制度。譬如宋書列傳中，有關地主階級中代表人物高門士族的傳，幾乎佔了半數。僅就王、謝二族來說，宋書里王氏立傳的達十五六人，謝氏立傳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陳郡謝弘微，傳中寫他如何忙於經營謝氏產業，傳末卻又吹捧他為人“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瑯邪王微，傳中只是連篇累牘收載他給友人的信，卻說他“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這兩個人因為都是高門士族，所以宋書都為他們立了“佳傳”。宋書中對於士族中的人物，總說什麼是“前代名家”，風度“簡貴”，“風格高峻”，“世重清談，士推素論”，等等。而對於但宋書仍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史通書志篇說：“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宋書百卷，記述六十年間的史事，保存了不少歷史資料，尤其是它收載了當時人的許多奏議、書札和文章，可以從中看出那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一些實際情況。如卷八十二周朗傳載周朗上書，講到貲調的為害，嚴重阻礙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卷五十六孔琳之傳、卷六十范泰傳、卷六十六何尚之傳所載關於改鑄錢幣的爭議，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如何在錢幣改鑄中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卷五十四羊玄保傳兄子羊希附傳，收載西陽王子尚上書，提到南朝初期農村兩極化的發展，“富強者兼嶺而佔，貧弱者樵蘇無讬，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卷六十七謝靈運傳載謝靈運的山居賦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莊園的材料。從宋書的記載中，還可以看出那時的農民起義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地域很廣，規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陽孫法光領導的起義（少帝紀、褚叔度傳）。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廣漢趙廣領導的起義，人數有十多萬人，起義軍圍困益州治所成都達數月之久（文帝紀、劉粹傳弟道濟附傳）。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數族起義；到元嘉末年，荊、雍、豫三州的少數族人民，起義就更加頻繁，參加的人數有發展到百余萬人以上的（夷蠻傳、張邵傳、沈慶之傳等）。這些記載雖然是極不充分，而且還是經過嚴重歪曲的，但終究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當時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線索。此外，宋書的謝靈運傳及傳末的史論，談到了魏晉以來文學的發展和演變，以及沈約自己關於詩歌聲律的主張，是研究六朝文學批評史的重要資料。夷蠻傳對於南朝前期我國和亞洲各國人民之間經濟、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適當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