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昭容針對一千余件的青銅器銘文作細部分析，說明周代父系家族確立的情形。出嫁婦女祭祀的對象以夫家為主，零星的金文資料顯示，嫁女即使為本家父母作器，也只能轉贈兄弟代為祭拜。為人母是女性最崇高的身分，但為亡夫制作宗廟祭器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身為繼承人的兒子手中。雖然死後成為夫家祖先的一員，女性受祀的機會仍遠遠少于男性祖先。父系家族禮法在周代形成，過去研究多從傳世典籍出發，自瞿同祖以來，不少學者就《儀禮‧喪服》中所揭示的規範來討論家族成員中的親疏尊卑及其中女性所處的地位。 陳昭容從金文入手，將研究材料擴大到出土文獻，為父系家族禮法實質運作的情形增加了經典之外的證據。


劉增貴指出周漢之間姓氏普及化的過程中，婦女系本家之姓的風俗逐漸被「稱名」、「冠姓稱氏」和「冠夫姓」所取代。雖然男女通用名在婦女名字的案例中佔了三分之二，顯示社會對兩性道德和行為的要求，相去尚不甚遠，不過一些強調婦容與婦德的名字日益增加，而具有政治抱負的名字卻完全歸屬于男性。漢代的父母固然都期望子女福壽吉利，但婦女的名字卻仍透露了社會上重男輕女的價值觀。


劉靜貞研究孟姜女的故事，說明孟姜女不侍奉舅姑，卻萬里尋夫、哭倒長城，此一故事母題在漢代女教書、唐代小說到明清寶卷等不同文類中反復出現。她分析故事主角和主線與其它人物細節的搭配組合、轉折與流傳，探討歷代人們如何認識、詮釋並解決夫妻私情與國家公義之間的沖突。如此一來，是否真有孟姜女其人其事已非研究的重點，反而是她的故事如何被敘述、閱听和解讀，才是探求的目標。


李貞德分析醫書中的要求與規範，配合墓志、筆記和正史中的相關數據，描繪漢魏六朝的乳母如何藉由女性的生理特質—健康的乳汁，以及比擬于母親的照顧之情，突破階級與性別的雙重限制，自婢僕而列登官家，身受封賞並澤及子孫。


陳弱水討論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系，主要便是透過分析大量的墓志碑銘，得知婦女婚後或夫隨妻居、或長期歸寧、或返家照顧老病父母、或夫亡歸宗、或歸葬本家。唐代已婚婦女仍和本家保持密切往來，並未如禮法所規範那般全以夫家為生活場域，由于持續獲得本家的奧援和支持，無形中便提升了婦女在夫家的地位。


柳立言在不排除貞節觀念、個人意願、家庭結構等因素的前提下，特別著重財產在中上層婦女守節問題上的重要性。他指出宋代寡婦攜財再嫁，造成夫家損失，元代禁之，致使寡婦再嫁行情看跌，為生計故，只有留在夫家守節一途。然而貞節觀念在宋代雖已異軍突起，卻要到明代，當資本主義萌芽，小家庭經濟結構轉變，政府法令配合之後，守節事例才大量增加。換言之，獲得經濟資源的機會與多寡，正是婦女是否得以自決前途的基礎，因此也成為判斷婦女地位高低的一項標準。


梁其姿介紹宋元明清的女性醫療從業者，包括產婆和女醫生，說明她們的技藝訓練、服務對象、所受待遇和社會形象等。她細究「三姑六婆」此一貶抑說法形成的歷史過程，指出雖然官僚體系和民間專門家對女性行醫皆有壓制或管控，但類似西方獵巫狂潮對女性醫療從業者所造成的打擊，並不曾也無法在中國社會中出現。亦即，傳統中國女性在面對不公平的待遇時，未必坐以待斃，而是積極應戰，或巧用周遭的環境，或仰賴自身的技藝，或倚恃女性的特質，甚至將劣勢轉化為利基，藉以爭取有利的地位。


周婉窈挑戰這類做法，主張回歸雙卿出現的文本—清初邊緣文人史震林的《西青散記》，配合史震林的其它著作及其交游網絡，透過嚴格的考證，除了探索男性文人筆下的心靈世界，也可進一步追究文人身處的現實社會乃至其中的兩性關系。


賴惠敏長期投入清代內府旗婦的研究，針對其財產權等問題頗多論述。本次所選論文雖然題為法律地位，其實財產繼承仍是爭論的重點。內府旗婦利用社會上「婦女無知」的刻板印象，以及漢人女子所沒有的訴訟機制，超越皇帝奴僕的卑微地位，進而捍衛自己的權利，通篇論文可說從性別、族群和階級等三方面，為婦女資源與地位的研究做了一個示範。


胡曉真分析清代的彈詞小說，其文類的歸屬、文字和內容的階級性，以及寫作動機等，指出清代才女有意識地選擇此種跨越詩詞與小說的文類，做為對自我「作家形象」的堅持，認為是婦女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她並且指出，過去婦女文學史既以傳統男性為主的文學史分期為依歸，因此也以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為標準，判斷值得研究的女性文學家，如唐代女詩人薛濤、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等。近年來學者逐漸以女性作家的作品多寡為判準，女性積極參與文學活動的明清時代，才引起廣泛的研究興趣。而女作家以彈詞小說自表的做法，更修正了傳統文學史的分期方式。


林維紅研究清季的不纏足運動，將西方宣教師、中國維新家、傳統禮學者和清朝政府等各種力量在女性小腳上大作文章的情形呈現在讀者面前，是截至目前台灣難得一見關于纏足的論文。


游鑒明爬梳二十世紀前半各種報章雜志中涉及女性獨身的言論，說明女性對性、身體與婚姻的自決，如何遭逢來自傳統家族倫理、現代衛生觀念，國家民族前途等各方面的挑戰與響應，一方面標示出清末民初婦運女權的研究已漸趨多元，另方面也彰顯了「女性自己的聲音」的復雜性，使我們不得不再度回顧傳統父系家族的力量，重思陳東原近一世紀前的振臂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