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精神醫學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部精神醫學的近代史精神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我們理解精神疾病的方式，將會決定我們如何面對精神疾病患者「我想，一旦我能夠單純地把他看成是個瘋子，事情就簡單多了。但是，我仍然會看到那裡有一個『人』。」這是一個精神科病房的新進住院醫師在面對患者時的內心掙扎，或許也是我們的。所以涉及精神疾病的社會議題總是會有許多爭議――我們希望將精神疾病患者視為理性、能夠為自己負責的人；但我們不確定是否可以。因為我們不確定該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它是一種身體上的病，還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病？它存在於大腦或血液中的某些成分濃度的改變，還是存在於我們的心智以及對他人的情緒反應之中？但無論如何，受苦是真實的。《兩種心靈》是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科醫師、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以及精神醫學的田野觀察和思考。「兩種心靈」指的是美國80、90年代精神科醫師面對患者時兩種不同的治療模式，也可以說是思考方式：一種是基於生物醫學，以藥物治療為主；一種是基於精神分析，以談話治療為主。這兩種模式形塑了醫師如何看待病人、病人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病、醫師如何解決病人的痛苦的方式，也涉及了社會上一般人如何看待精神疾病跟精神疾病患者。這兩種模式相輔相成，有各自的訓練方式，卻因為管理式照護（managed care）的介入而失去了平衡。身為醫療／心理人類學家，魯爾曼決定進入精神科醫生的養成場域和工作現場進行田野研究；她觀察精神科醫師，也觀察精神科醫師如何面對他們的病人。她帶我們理解這兩種模式如何影響精神科醫師感覺和思考的方式。宗教人類學出身的魯爾曼借用基督神學的「受苦」概念，她認為生物醫學模式和談話治療模式兩者缺一不可，但若精神醫學只剩下生物醫學模式，而社會上多數人也把精神疾病只視為身體疾病，那麼病人會陷入怎樣的處境呢？人們會想成為醫者，是因為想要幫助受苦之人。但精神醫學對苦難的解釋是複雜的。當醫（學）生們開始逐步成為有能力醫治他人的人，他們所受的訓練改變了他們對苦難的看法，他們如何在此過程中面對自己？而影響醫病關係的，除了醫療實作的不同模式，是不是也與醫療系統與政策有關？魯爾曼透過對患者和醫師的深入訪談、公私立精神醫院的實地踏查，她用人類學的洞察力，帶我們重新審視了精神醫學的世界、精神科醫師的不安和困惑，以及此一領域的變遷是如何影響了廣大的醫師和患者。人類學家用參與觀察的方式，解析那個時代精神醫學的文化現象，也記錄了一段精神醫學變革的歷史過程。她在觀察精神科醫師的過程中自言，她「開始用不同的方式觀看人」，而她也「確實看到不同的人」了。魯爾曼試圖理解精神科醫師如何觀看，因為「如何觀看」關乎我們會「看到什麼」。我們無法知道精神上的苦痛是否確實存在著「疾病」，也沒有辦法一勞永逸地斷定一個人是否患有憂鬱症。但我們理解、看待這些疾病的方式，將會影響我們的作為，以及我們面對受苦者的方式。而最終我們會發現，精神醫學不可避免地觸及我們最深切的道德叩問：是什麼使一個人（person）得以成為人（human）？而醫療要怎樣的條件，才能維持它理想的道德實踐？++++「沒有人是簡單的。我們穿越自己閉塞的過往，穿越過往的眾聲嘈雜來聆聽他們的悲痛。我們能聽見的，往往只有能和我們共振的聲音。精神科醫師被教導用特殊的方式聆聽：他們會聽到我們大部分的人聽不見的訊號，他們會尋找我們大部分的人看不見的模式。⋯⋯一個年輕精神科醫師如何學習成為他的病人的醫師？這就是本書所要描述的故事。」精神醫學具有無法遏止的吸引力，因為它一直在改變你理解人類經驗的方式。它讓你躲進常規行為後的密室，得以一窺日常生活有禮接觸背後，那些真實而古怪的人類情感。──譚亞・魯爾

譚亞‧魯爾曼（Tanya Marie Luhrmann, 1959～）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她是醫療和心理人類學家，也是宗教人類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宗教、巫術，與精神疾病。她將自己的研究描述為「心智的人類學」。魯爾曼曾獲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2003）、心理人類學學會主席（2008），並曾獲特納民族誌寫作獎（2001）、古根漢基金會獎學金（2007）、Grawemeyer Award（2014）等獎項。除了《兩種心靈》，尚著有：How God Becomes Real（2020）、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Schizophrenia and Culture（2016）、When God talks back: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Evangelical Relationship with God（2012）、The Good Parsi: The Fate of a Colonial Elite in a Postcolonial Society （1996）、Persuasions of the Witch’s Craft（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