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末世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其理是優良不是完美而改善無法臻於至善，文明能增進知識及提升人格，乃不能使人擁有全知而成為完人，故歷史的進化終究有時，當人力的極限已達而人類難以維持其極致狀態，文明便陷入末世，永無復興改造之望。改良一事的存在暗示二情，一是改良者本有缺陷，此即原罪，二是改良者具備潛能，此為天資，兩者並觀可見人的靈性是不足的神格，所以文明得以發展，但不能由改良通達全能。文明為求道的創作，求道不進則退，此因天人交戰無有中庸之道可依，故文明達到全盛之後開始衰退，然其頹勢並非惡化不止，畢竟歷史的傳統遺緒猶在，末世是「上不去也下不來」的精神窘況，而非世界末日的生存危機。
文明歷史自「上古」開業、至「古典」定案、經「中古」反常、而於「現代」重光，在此人文的成就無以復加，世間的開化不能更盛，這大約是當十九世紀之時；其後大眾化興起，菁英主義敗壞，反理性思潮盛行，人格物化，文化的素質日漸低落，甚至「後現代」主義當令，一切道學正統均遭質疑，各種末世的亂象於是叢生；同時物質文明卻發達不已，科學掛帥導致工商掛帥，民生經濟大有改善，令人深感「時代進步」而來日可觀，殊不知這是末世的誤導性現象，其效是更增愚者的迷惘與智者的虔誠。文明的末世有礙於傳道卻有利於求道，這是生活感受不佳但學習條件最佳的時機，仁人君子於此當思「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義，以「通古今之變」的歷史知識獨善其身且兼善天下，雖然濟世者不能認為其力可以改變時勢。

王世宗學歷：英國里茲大學歷史學博士經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