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近代史上是從一個蠻荒化外之地,歷經列強攘奪敷易人手,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明鄭時期有陳永華的文教措施初試啼聲,清朝二百多年的統治,漢文化隨著移民而進入臺灣,文治教化之功才漸漸顯著。不管是明鄭時期或是清朝治理時期,居于生活與文化的核心因素,即是儒家思想;換言之,儒家思想是臺灣社會的價值系統,它支配著生活、倫理、教育、風俗習慣等種種文化層面,雖然在明鄭與清朝統治時期之學風有異取舍不同,但仍然是孔門儒學的道統及傳承。儒家由孔子發其端,諸子繼其余緒,由一私家之學而至西漢武帝時獲得獨尊地位而成唯一之欽定學派,扮演了文治教化的功能,這種教化功能的傳播是透過兩種管道,一是少數的知識分子對儒學的詮釋與開創,以維系儒學慧命于不墜;另一則是將儒學義理世俗化于人民百姓,成為世俗生活的常規。
臺灣在近代史上是從一個蠻荒化外之地,歷經列強攘奪數易人手,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明鄭時期有陳永華的文教措施初試啼聲,清朝二百多年的統治,漢文化隨著移民而進入臺灣,文治教化之功才漸漸顯著。不管是明鄭時期或是清朝治理時期,居於生活與文化的核心因素,即是儒家思想;換言之,儒家思想是臺灣社會的價值系統,它支配著生活、倫理、教育、風俗習慣等種種文化層面,雖然在明鄭與清朝統治時期之學風有異取捨不同,但仍然是孔門儒學的道統及傳承。儒家由孔子發其端,諸子繼其餘緒,由一私家之學而至西漢武帝時獲得獨尊地位而成唯一之欽定學派,扮演了文治教化的功能,這種教化功能的傳播是透過兩種管道,一是少數的知識分子對儒學的詮釋與開創,以維繫儒學慧命於不墜;另一則是將儒學義理世俗化於人民百姓,成為世俗生活的常規。因此讀書人傳統上即被賦予「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道德使命。自儒家取得知識傳播的主導權後,影響所及即是對儒學傳統的使命繼承與發揚,進而透過科舉考試制度及書院教育將儒學義理傳至民間,所以知識分子乃背負著儒學與儒教的雙重任務。書院自宋明以來即為儒學傳播的重鎮,歷史上傳為佳話的首推朱熹修竣白鹿洞書院,訂立書院的教規與學規,此即是爾後書院「校訓」的基本典範。儒家何其有幸成為顯學,孔孟之道垂諸後世,慧命之學得以成為俗世社會之價值理據;但何其不幸的是儒學成為御用之學,失去孟子所謂「大丈夫」與「浩然正氣」之志節,而淪為科舉考試之教本,莘莘學子為求功名利祿,不復知明倫之意義與聖賢之道,大道隱晦而不明,倖進之徒則居廟堂之上,「士」之使命淪為記誦辭章而已,價值判斷之依據唯以功利是尚。故賢者憂。在此情形下,如何力挽狂瀾,繫儒學哲理於不墜,是為迫切的問題。近代新儒家之巨擘熊十力對書院以更貼近於哲理的表達方式,道出其中的意涵:書院性質扼重在哲學思想與文史等方面之研究。吾國年來談教育者,多注重科學與技術,而輕視文哲,此實未免偏見。……至於推顯至隱,窮萬物之本,激萬化之原,綜貫散殊,而冥極大全者,則非科學所能及。……哲學,畢竟是一切學問之歸墟。……若無哲學,則知不冥其極,理不究其至,學不由其統,奚其可哉。……哲學者,所以研窮宇宙人生根本問題,能啟發吾人高深的理想。須知高深的理想,即是道德。從澈悟方面言之,則曰理想:從其冥契真理,在現實生活中而無所淪溺言之,則曰道德。……吾人必真有哲學的陶養,有高遠深微的理想;會萬有而識其源,窮萬變而得其則。極天下之至繁至雜,而不憚於求通也;極天下之至幽至玄,而不厭於研幾也,極天下之至常至變,而不倦於審量也。智深以沈,思睿曰聖;不囿於膚淺,不墮於卑近。以知養恬,其神凝而不亂,故其生活力日益充實而不自知,孟子所謂養浩然之氣者也。熊十力先生在《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一文以證書院教育之宗旨,唯以培育浩然正氣之生命氣象而不隨波逐流之士,這是書院教育的終極關懷,亦即是儒門學問認知與實踐之始,此種精神不因政治扞格而變異。這樣的結果正體現孟子所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的道德內化與實踐的過程。若吾人再從朱熹於白鹿洞書院學規所揭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學者學此而已。」可觀朱熹對於明人倫是非常重視,並以為學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