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癲」一直都是你我生活的一部分。 任何想去看（或已看過）精神科醫師的人都該讀一讀。——德克．威特恩伯恩╱《亦藥亦毒》作者
瘋癲，今日稱為精神疾病。它象徵社會中的失序，代表群體中的異常。今日我們如此恐懼瘋癲的出現，但回溯歷史，它早已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繼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以來最重要的精神醫學史著作◎當代精神醫學史權威，完整梳理古今瘋癲的理論與治療◎史詩級巨著，集結五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從歷史脈絡檢視前人說法，提供更深度的辯證思考基礎◎本書入圍2016年美國專業與學術傑出出版獎◎收錄172張珍貴歷史插圖、照片
沒有人可以像史考爾一般，將精神醫學史寫得如此華麗，能同時吸引一般讀者與學界人士，這是近二十年來最用心的一本書。——大衛・希利（David Healy）／班戈大學精神醫學教授
本書從聖經時代討論到現代醫學，借鏡2000年精神疾病史，將和讀者一同思考：
＊一個人是瘋了，還是怪異？日常生活中那條線如何劃定？＊「瘋了」是醫學問題？社會問題？抑或是時代問題？＊現代精神病患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醫學治療為何陷入困境？＊面對這「最痛苦的孤獨」，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診斷與治療，與其說是信任科學，不如說是信心多一些
今日我們遭遇精神疾病的困擾，通常會選擇找醫生拿藥。但開藥等同於科學方法嗎？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的精神疾病病因，人類仍然是一無所知。而且許多精神藥物其實不怎麼有效，卻成為消耗量最大的藥品。
當隨時代演進，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要如何驗證醫生的診斷？治療的成效怎樣追蹤？因精神疾患受苦的人有其他選擇嗎？這些問題持續在眾人心中盤桓不去，成為精神醫學、藥物使用等面向不斷反覆思辨的命題。
本書作者提出，現代藥物革新還無法真正有助於精神醫學的發展。且精神科醫師如果只是執著在「大腦」找尋答案，恐怕也無法突破困境。其實大眾認知、人際關係等社會脈絡仍是無法忽視的重要環節。一度被揚棄的心理學，以及對社會環境的理解，都應當納入精神治療與理解的一環，社會政策的轉變才是讓精神病院淨空的良方。而我們的今日與未來部分都由過去所組成，回溯「瘋癲」的歷史，便是尋找答案的一種方式。
200年的精神醫學史，如何治療我們？
19世紀，隨微生物的發現，以科學佐證的醫學開始建立起專業地位，醫師在社會上獲得名聲。但難以確定診斷與療效的精神醫學，則長期處於尷尬地位，只能努力與其他醫學發展接軌。當19世紀末精神醫學專科確立後，生物性治療（投藥、開刀）也順理成章變為主流。不過，直到20世紀，其診斷的精確性仍備受質疑，於是美國有《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作為判斷的基準，不但在醫界受到重視，也在大眾心中留下印象，更成為保險業的給付標準。
但，這200年來也不全由生物性治療當家作主，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雖然盛行的地區有限，時間也不長，卻對社會大眾影響深遠。只是當他們拒絕將病人標籤化之後，卻也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問世之際，被排拒於專業之外。到了20世紀後半，以大腦為醫治對象的生物精神醫學又重回主場。
2000年的精神生活史，怎樣定義瘋癲？
隨時代變遷，在不同社會中，瘋癲有不同定義，正常與瘋癲的界線也非固定。瘋癲早在聖經時代就有記載，當時瘋癲被視為神的懲罰。古希臘時期則由體液說來解讀瘋癲的成因與治療。中世紀則將瘋癲看成人類墮落的結果。進入工業化時代，現代文明的墮落成為另一種解釋因素。
19世紀以前，「瘋癲之人」還能在原有社群裡生活，但啟蒙時代後，國家權威與資本理性，將瘋癲隔絕於文明社會之外。當這些瘋癲之人被關入專屬機構，人人都開始害怕受其有形或無形（家族名聲）的傷害，更擔憂自己被歸類於瘋癲的一員。而這類以收容機構解決精神病人問題的大監禁現象，更延續了一世紀之久，及於二十世紀末及今日的你我。且為了對抗瘋癲，在漫長歷史中更有過無數嘗試：驅魔、催眠、電擊、道德療法，甚至直到上世紀中還存在的開顱手術。
這段看似瘋狂的瘋癲治療史，卻說明了一件事：瘋癲從來不只與大腦有關，也無法只靠大腦解決。它是社會所形塑與定義，是文明社會的一部分。人類的藝術創作、情感憂慮，有時與瘋癲只有一線之隔。
為精神醫學困境尋找答案
作者史考爾是精神醫學史的殿堂級人物，此為其畢生研究之成果。相較於過去以歐美為主的近代精神醫學史研究，史考爾將本書討論的時間跨度往前拉到聖經時代，更將案例擴及中國、印度等歐美以外地區。他以幽默華麗的詞藻，充滿想像力與創意的解說，分析討論數十年來精神醫學史領域的關鍵問題：從古至今精神疾病與社會的關係、近代機構安置與藥物使用、精神醫學的現況與未來。這本2000年的瘋癲文明史，將帶領讀者認識這段和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歷史，也意圖從中為陷入困境的精神醫學找到答案。

「瘋癲」一直都是你我生活的一部分。 任何想去看（或已看過）精神科醫師的人都該讀一讀。——德克．威特恩伯恩╱《亦藥亦毒》作者
瘋癲，今日稱為精神疾病。它象徵社會中的失序，代表群體中的異常。今日我們如此恐懼瘋癲的出現，但回溯歷史，它早已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繼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以來最重要的精神醫學史著作◎當代精神醫學史權威，完整梳理古今瘋癲的理論與治療◎史詩級巨著，集結五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從歷史脈絡檢視前人說法，提供更深度的辯證思考基礎◎本書入圍2016年美國專業與學術傑出出版獎◎收錄172張珍貴歷史插圖、照片
沒有人可以像史考爾一般，將精神醫學史寫得如此華麗，能同時吸引一般讀者與學界人士，這是近二十年來最用心的一本書。——大衛・希利（David Healy）／班戈大學精神醫學教授
本書從聖經時代討論到現代醫學，借鏡2000年精神疾病史，將和讀者一同思考：
＊一個人是瘋了，還是怪異？日常生活中那條線如何劃定？＊「瘋了」是醫學問題？社會問題？抑或是時代問題？＊現代精神病患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醫學治療為何陷入困境？＊面對這「最痛苦的孤獨」，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診斷與治療，與其說是信任科學，不如說是信心多一些
今日我們遭遇精神疾病的困擾，通常會選擇找醫生拿藥。但開藥等同於科學方法嗎？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的精神疾病病因，人類仍然是一無所知。而且許多精神藥物其實不怎麼有效，卻成為消耗量最大的藥品。
當隨時代演進，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要如何驗證醫生的診斷？治療的成效怎樣追蹤？因精神疾患受苦的人有其他選擇嗎？這些問題持續在眾人心中盤桓不去，成為精神醫學、藥物使用等面向不斷反覆思辨的命題。
本書作者提出，現代藥物革新還無法真正有助於精神醫學的發展。且精神科醫師如果只是執著在「大腦」找尋答案，恐怕也無法突破困境。其實大眾認知、人際關係等社會脈絡仍是無法忽視的重要環節。一度被揚棄的心理學，以及對社會環境的理解，都應當納入精神治療與理解的一環，社會政策的轉變才是讓精神病院淨空的良方。而我們的今日與未來部分都由過去所組成，回溯「瘋癲」的歷史，便是尋找答案的一種方式。
200年的精神醫學史，如何治療我們？
19世紀，隨微生物的發現，以科學佐證的醫學開始建立起專業地位，醫師在社會上獲得名聲。但難以確定診斷與療效的精神醫學，則長期處於尷尬地位，只能努力與其他醫學發展接軌。當19世紀末精神醫學專科確立後，生物性治療（投藥、開刀）也順理成章變為主流。不過，直到20世紀，其診斷的精確性仍備受質疑，於是美國有《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作為判斷的基準，不但在醫界受到重視，也在大眾心中留下印象，更成為保險業的給付標準。
但，這200年來也不全由生物性治療當家作主，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雖然盛行的地區有限，時間也不長，卻對社會大眾影響深遠。只是當他們拒絕將病人標籤化之後，卻也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問世之際，被排拒於專業之外。到了20世紀後半，以大腦為醫治對象的生物精神醫學又重回主場。
2000年的精神生活史，怎樣定義瘋癲？
隨時代變遷，在不同社會中，瘋癲有不同定義，正常與瘋癲的界線也非固定。瘋癲早在聖經時代就有記載，當時瘋癲被視為神的懲罰。古希臘時期則由體液說來解讀瘋癲的成因與治療。中世紀則將瘋癲看成人類墮落的結果。進入工業化時代，現代文明的墮落成為另一種解釋因素。
19世紀以前，「瘋癲之人」還能在原有社群裡生活，但啟蒙時代後，國家權威與資本理性，將瘋癲隔絕於文明社會之外。當這些瘋癲之人被關入專屬機構，人人都開始害怕受其有形或無形（家族名聲）的傷害，更擔憂自己被歸類於瘋癲的一員。而這類以收容機構解決精神病人問題的大監禁現象，更延續了一世紀之久，及於二十世紀末及今日的你我。且為了對抗瘋癲，在漫長歷史中更有過無數嘗試：驅魔、催眠、電擊、道德療法，甚至直到上世紀中還存在的開顱手術。
這段看似瘋狂的瘋癲治療史，卻說明了一件事：瘋癲從來不只與大腦有關，也無法只靠大腦解決。它是社會所形塑與定義，是文明社會的一部分。人類的藝術創作、情感憂慮，有時與瘋癲只有一線之隔。
為精神醫學困境尋找答案
作者史考爾是精神醫學史的殿堂級人物，此為其畢生研究之成果。相較於過去以歐美為主的近代精神醫學史研究，史考爾將本書討論的時間跨度往前拉到聖經時代，更將案例擴及中國、印度等歐美以外地區。他以幽默華麗的詞藻，充滿想像力與創意的解說，分析討論數十年來精神醫學史領域的關鍵問題：從古至今精神疾病與社會的關係、近代機構安置與藥物使用、精神醫學的現況與未來。這本2000年的瘋癲文明史，將帶領讀者認識這段和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歷史，也意圖從中為陷入困境的精神醫學找到答案。
  史考爾Andrew Scull傑出的社會學與科學研究教授。他先前任教於賓州大學跟普林斯頓大學，目前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眾多著作包括：《瘋狂博物館》、《社會秩序與精神失序》、《最孤寂的病痛：十八到二十世紀的英國社會與瘋癲的關係》、《瘋人院之王》、《瘋人院：妄想症的悲劇故事與現代醫學》以及《瘋狂：一部簡短的緒論》。也曾在知名期刊上發表過眾多研究與回顧性文章。他曾受聘於眾多機構研究員，包括古根漢基金會、美國學會理事會，在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間，曾擔任醫學社會史學會主席。譯者：梅苃芢台大公衛系畢業，巴黎第七大學免疫學博士，曾任美國國家衛生院博士後研究員，現旅居巴黎，任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曾以譯作《生命的躍升》獲得吳大猷銀籤獎。平日喜歡閱讀、寫作、吃美食以及遊山玩水。 ◎專業推薦任何想去看精神科醫師的人都該讀一讀。——德克．威特恩伯恩／小說家、劇作家
沒有其他人可以把這類書寫得如此華麗，同時吸引一般讀者與學界人士。近二十年來最用心的一本書。——大衛・希利（David Healy）／班戈大學精神醫學教授
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充滿了安德魯・史考的熱情與博學，文筆迷人又美麗。——西爾維雅．娜薩（Sylvia Nasar）／《美麗境界》的作者
引人入勝、學識淵博又極度發人深省⋯⋯推薦給任何一位對於這個「最孤單的痛苦」有興趣的人。——查爾斯・羅森伯（Charles Rosenberg）／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
讓讀者深深著迷⋯⋯由該領域大師所寫的引人注目的著作。——威廉・拜努（William Bynum）／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榮譽教授
史詩級的學術著作⋯⋯極富同情心又切中要點。——伊蘭・修華特（Elaine Showalter）／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 導讀　瘋癲的意義　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第一章　面對瘋癲第二章　古代世界中的瘋癲第三章　黑暗與黎明第四章　憂鬱症與瘋癲第五章　瘋人院跟瘋子醫生第六章　神經與神經質第七章　大禁閉時代第八章　退化與絕望第九章　半瘋之人第十章　令人失望的治療手段第十一章　意義深遠的插曲第十二章　精神醫學的革命？致謝注釋參考書目圖片來源中外文對照及索引 導讀　瘋癲的意義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熟悉精神醫學與瘋狂史的讀者對史考爾（Andrew Scull）這個名字應該不陌生。史考爾是近代最知名、研究成果也最豐碩的精神醫學史家之一。他曾先後於牛津與普林斯頓大學受社會科學及社會學訓練，且長期在北美的社會學系任教（目前任職於加州聖地牙哥分校的社會學與科學研究學系），自我定位為「歷史社會學家」。史考爾的研究強調細究史實，並對瘋狂史相關的檔案與史料十分熟稔，使其取徑迥異於一般的社會學家。他對精神疾病與瘋癲相關議題與史料的熟悉，也展現在豐富的研究課題之上。從上世紀七○年代以來，史考爾曾探討的議題便包括精神醫學專業的形成與療養院帝國的興起，十八世紀英格蘭的瘋癲交易，同一時期醫師、病患與家屬的互動，精神醫學療法的演變，歇斯底里的歷史，戰爭與精神醫學間的關係等等。從以上研究課題的多樣，以及其著作等身看來，相較於後起之秀，史考爾在處理《瘋癲文明史》這本大部頭的通論時顯得相當游刃有餘。
《瘋癲文明史》一書內容涵蓋甚廣，原文文字優雅，結構清晰，非常適合一般讀者閱讀。而對更專業的讀者而言，本書基本上總結了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精神醫學史界的研究成果，極具參考價值。就內容而言，全書章節基本上按照年代順序安排，包括埃及、印度與中國在內古文明對於瘋癲的理解與處置，希臘羅馬乃至聖經故事中對瘋癲的呈現，希臘時代及中古世紀體液學說所提出的自然解釋，理性時代及之後對精神疾病化約式的認識，十九世紀初以降療養院的興起，之後退化理論及精神分析運動的崛起，精神疾病在現代文明中的社會形構，一直到晚近生物精神醫學與藥物學的發展等等。此一安排議題的方式在精神醫學史專論中並不罕見：無論在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宣揚精神醫學現代進展的《精神病學史：從收容院到百憂解》（A History of Psychiatry: From the Era of the Asylum to the Age of Prozac），或是羅伊．波特（Roy Porter）強調文化史觀點與瘋癲體驗的《瘋狂簡史》（Madness: A Brief History），我們都可看到類似的架構。一方面，這架構上的高度相似性代表西方精神醫學史與瘋狂史的學術研究迄今已累積相當成果，學界關於議題的重要性已有高度的共識。另一方面，西方世界過去兩千年來關於瘋癲與精神疾病的認識與體驗的流變，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史考爾自然也有其觀察的重點。以下僅從兩個方面闡述作者歷史觀點上特殊之處。
首先，不少論者指出，本書題為《瘋癲文明史》（Madness in Civilization，直譯：文明中的瘋癲），作者很明顯地向《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英譯刪節本）的作者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致意；然而在此同時，《瘋癲文明史》一書僅有幾處提到傅柯，且與之對話有限。不過早在一九八九年論文集《社會秩序／精神失序》（Social Order/Mental Disorder）一書的首章中，史考爾便以他與其他學者的研究對傅柯的「大禁閉」之說以及後者對瘋癲與文明關係的詮釋提出批評。例如傅柯曾指出，古典時期，資產階級強調工作倫理的感知模式，使其排斥任何非理性的事物。史考爾則認為，傅柯過於強調資本主義與瘋癲被禁閉的關係，導致他忽視此時中央集權的法國政府在處理瘋癲議題上扮演的核心功能。此外，如同許多歷史學家反覆指出，傅柯提出此時西方社會對非理性事物進行鋪天蓋地的「大禁閉」的說法，恐有法蘭西中心論的危險。例如，英格蘭地方勢力甚強，美國獨立之後州政府的權力頗大，都使得歐洲與北美不同地區發展出迥異於法國的處置瘋癲者的政策。再者，傅柯在《瘋癲與文明》這本巨著中關於精神醫學如何得以將瘋癲納入其專業的管轄範圍內，也語焉不詳。以上幾個史考爾對傅柯的批評雖然早在將近三十年前便已提出，但多少也彰顯他長期以來試圖將其論點立基在堅實、細緻的歷史研究之上的一貫立場。《瘋癲文明史》中關於人物、事件、主題的細緻描述不僅意圖呈現學界豐富的研究成果，作者也以藉此提醒我們不應該將複雜的瘋狂史塞入任何看似恢弘、絢爛的理論框架或敘述架構之中。
其次，史考爾在《瘋癲文明史》及之前的論著中，都反覆顯露出對所謂「現代」精神醫學的保留。無論是十九世紀中英國精神科學以反射模式解釋神經功能及神經疾病，之後的退化理論以遺傳因素解釋精神疾病的起因以及各式精神醫學療法的失敗，乃至於二十世紀精神醫學界在療法上的實驗做法，都顯現出精神醫學界在擴張其專業權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過去兩百年內現代精神醫學反覆將精神疾病與病患的生理、身體緊密扣連，不僅決定了治療的形式，影響瘋癲者甚鉅，同時也徹底左右社會大眾對於瘋癲的理解（瘋癲＝精神疾病＝大腦或神經疾病）。尋常的醫師不願也無法理解瘋癲背後的體驗、意義、自我與社會文化，僅著眼於客觀地確定症狀並加以改善。史考爾寫道，「現代精神醫學看似想方設法地試圖將瘋癲剝除意義，強調瘋癲所帶來的種種破壞就只能被化約成生理現象。對此我們必須質疑」。這應是史考爾將這本集過去數十年來研究成果的通論命名為《瘋癲文明史》的主因。瘋癲在各類文明中，或者說在西方文明的不同發展階段與區域裡，被認識與處置的方式極其不同。而透過歷史研究揭示這些差異，牽涉議題的複雜度，正足以凸顯以單一論點（無論是來自生醫科學或人文社會領域）理解瘋癲的短視。史考爾這種對科學醫學發展的不安自然影響他對晚進精神醫學的評價。對一般人乃至臨床家而言，如何在減緩瘋癲者的身心苦痛的同時，又能同情的理解他們不合時宜的存在，難以清楚言說的想法與情緒，始終是個難解的問題。
最後，相較於之前出版的瘋狂史或精神醫學史通論，《瘋癲文明史》一書更願意將視野擴及非西方文明。如上文所述，本書花了若干篇幅介紹古代印度、阿拉伯世界及中國醫學關於瘋癲的理論；這為不諳東方語言的西方讀者開了扇比較研究的小窗。史考爾在本書中也利用包愛梅（Emily Baum）最近關於民國初年北京療養院的研究，說明現代精神醫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進入非西方社會與傳統觀念的拉扯。文中若干處也稍微帶到日本的發展。然而，史考爾畢竟是以英美兩國精神醫學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專家，再加上現今國際學術界的發展現況，整本書不無遺憾地還是以西歐及北美的歷史為主軸。華人乃至東亞社會中瘋癲圖像與瘋癲體驗對於了解瘋癲與整體人類文明的關係有何啟示？現代精神醫學在東亞及其他非西方社會的發展又有何種文化或文明上的意義？許多相關的議題過去幾十年內吸引為數眾多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精神醫師進行研究，論者也持續提出精闢的論點，但目前還沒有類似《瘋狂簡史》或《瘋癲文明史》的專論問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得以真正地用同情的心領略瘋癲在各文明中的豐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