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夕，普京在葉利欽總統的拔擢之下接掌了政權，一夕之間在俄羅斯從默默無聞的政治官僚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政治明星。筆者發現，大眾傳播媒體正是在普京的治國方略中扮演著最關鍵的輔助角色，普京對媒體體制的一系列改革，一方面結束了寡頭媒體動搖國本的紛亂年代，另一方面開啟了媒體國家化與社會化的進程。


　　俄羅斯媒體國家化進程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國家資本進入金融寡頭的媒體，以及國家電視廣播媒體監管機關和領導集團─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公司的中央集權管理形式的建立。在俄羅斯是否在足夠的公共領域空間成為西方關注的一項的焦點，國家與社會的區隔性是界定媒體是否有哈貝馬斯（J.Habermas）所稱的公共領域的標準。若是將國家社會型態以政府、社會團體與公民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的互動關係來看，那麼政府介入媒體專業化運行越多，導致社會團體與公民在媒體發聲的權力就越小，也就形成了一種「國家社會化」或是「社會國家化」的重疊狀況，這一種缺乏公共領域的狀態，例如蘇聯時期，另一種沒有公共領域的狀態是媒體在體制內由於非專業化的介入因素而完全失效，媒體脫離社會團體與公民個人，導致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完全脫離，媒體沒有發揮聯繫協調的作用，例如蘇聯末期最為明顯。因此公共領域的範圍大小與媒體是在國家社會中運行的範圍有關。目前在俄羅斯媒體的公共領域當中仍存在相當大的新聞自由的論述空間，媒體各有自身的政治立場，包括批評普京總統的媒體、支援普京的媒體和中立的媒體，他們都有各自支援的媒體集團與讀者群，那麼媒體與政府互動的空間範圍與關鍵尺度在哪?？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從蘇聯到俄羅斯政治改革時，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一直存在於媒體改革當中，就是當主流媒體在國家資本的控制之下，任何普京的政敵，若是想利用國家安全系統泄密給媒體的方式來操作政治鬥爭或針對普京進行人身攻擊的話，這種事情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末期與葉利欽執政時期在媒體中出現過多的人事鬥爭與政府醜聞，因此普京不完全是為了控制新聞或言論自由才發展國家媒體，更重要是避免媒體在國安系統介入後可能出現過多的政治鬥爭的新聞醜聞，普京是國安系統出身，深知這種操作的利害程度。當然，普京的強國作為與他對媒體回歸國家社會的規劃，更避免了本可能在俄爆發的顏色革命，這也就遏制了俄羅斯被肢解成為一個能源供應地弱國的可能性。本書架構如下：


　　第一章--關於俄羅斯報紙的市場化趨勢與管理；第二章--對於俄羅斯廣播電視的管理問題；第三章節--探討全俄羅斯國家廣播電視公司集團所有權中化的困境與前景；第四章節是探討俄羅斯金融寡頭、跨媒體集團和普京的能源外交關係；第五章是比較分析美英自由主義新聞觀與蘇聯列寧主義新聞觀體系建構與僵化問題；第六章節是探討蘇聯解體與媒體的互動關係；第七章節是探討普京媒體改革與意識形態的關聯性。


　　本書從探討普京重建意識型態體系到回溯列寧、史達林建構的意識型態帝國，一共分為七章，反覆探討俄羅斯媒體體制的改革問題，可以說每個章節既可自成體系，但又一脈相承。

胡逢瑛



　　俄羅斯外交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新聞系政治傳播學博士。現任廣州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香港《大公報》《傳媒睇傳媒》專欄作者。2006年2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參訪學者。


　　與吳非合著有《透視蘇俄傳媒轉型變局》、《轉型中的俄羅斯傳媒》、《反恐年代中的國際新聞與危機傳播》、《政治傳播與新聞體制》。



吳非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社會新聞傳播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後，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兼職副教授，現於廣州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副教授與海外華人媒體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公報》《傳媒睇傳媒》專欄作者。2006年2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參訪學者。


　　著有《轉型中的俄羅斯傳媒》、《透視蘇俄傳媒轉型變局》、《聆聽商界領袖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