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事先知道那年廣場上會有人死亡，我就不會去搞學運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王丹如是說。「搞學運是絕對正確的革命，死人是不正確的屠殺。人的生命屬於人道主義這個層次，比革命更高。」

　　無疑地，六四事件、兩次入獄對王丹的人生經歷鐫下深刻的痕跡，但「民運人士」只是他的身分之一，他還有歷史研究者、詩人--等各種面向。

　　王丹喜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天下朋」，尤其喜歡跟有成就、有意思、有閱歷、真性情的人對談；1994年起，他與兩岸不同世代的知識份子或訪問、或座談，從聖嚴法師、王若水、蔣培坤，到邵玉銘、南方朔、魏京生、邱坤良、平路、廖咸浩、蔡詩萍、陳義芝，到楊照、師瓊瑜、柯裕棻、白夢、張惠菁，暢談文化、歷史、文學、城市、政治、知識份子的角色、兩岸關係、中國民主化、六四、海外民運等，有對前輩典範的請益、學習與交流，更有對同世代青年知識份子的觀察、自省與期許。

　　這些訪談記錄了王丹與兩岸知識份子對話的吉光片羽：一個理想青年，一個詩人，一個知識份子。



我的座右銘是「快樂、正直」------

每一個人除了追求自己的快樂外，還要讓社會更進步！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有趣，包括政治都要做得更有趣。

有趣是最高的價值。

-------王丹



這個社會需要太陽，但也需要蠟燭；

這個社會需要陽光，但也需要燭光；

什麼時候白天變成了黑夜，至少還需要一點光明。

如果我們承認這點的話，

知識份子至少要做這樣的蠟燭。


我認為真正理想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對社會的一個重要貢獻，

就是以身作則來警惕任何主流體制-----

在台灣我覺得是文化的主流體制，

譬如理想主義的淹沒，以及對哲學、倫理問題關懷的消失等等。

現在的青年知識份子必須有意識、有自覺地去抵抗

這些主流的機制對社會的侵蝕，增加對弱勢議題的關心等等，

不管政治、文化、社會層面上的，

全面出擊，去抗擊主流體制的收編。


我們面對社會最基本的武器就是回歸到我們自己本身，

即使我們無法主動改變社會，

但我覺得把自己做好也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王丹

王丹

　　1969年2月26日出生於北京，祖籍山東鄄城。雙親皆為北京大學校友。

　　王丹就讀北大歷史系期間積極展開校園民主活動，主辦「民主沙龍」。1989年，在因悼念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而引發的大規模學潮中，王丹與其他學生領袖組織學生遊行、絕食，佔領天安門廣場，要求政府實施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六四事件後，當局對21名學生發出通緝令，他名列榜首。

　　1989年7月2日，王丹在北京被捕，在三年七個月的獄中生活裡讀了近千本各類書籍；1995年5月21日以「顛覆政府罪」再次被捕；1998年以「保外就醫」名義流亡美國。1999年4月，王丹首度訪台；2003年夏天，應台北市文化局之邀擔任駐市作家。

　　王丹現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在台灣出版有《王丹獄中回憶錄》，政論《眾弦寂靜時的喧嘩》，詩集《我在寒冷中獨行-----王丹獄中詩》、《我與深夜一起清醒》，散文《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及訪談《王丹訪談》等，並計劃整理《六四百人談》、《美國學院派學者訪談系列》、《流亡者訪談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