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為一個歷史學的古典提問帶了新的洞識：儘管歐洲與東亞高度發展地區都有著令人驚異的相似，何以持續的工業成長是先由西北歐開始呢？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指出，在距今不遠的1750年，世界上這兩個部分在平均餘命、消費、生產與代理市場、家計的策略、以及或許是最令人訝異的在生態環境，都有相同的發展。彭慕蘭主張，歐洲十九世紀時從舊大陸分流出來，很大的程度要歸功於幸運地擁有煤礦蘊藏（可取代木材的使用）以及和美洲的貿易。煤礦蘊藏與新大陸（New World）的結合，使得歐洲能衣著資源密集與節省勞動力的道路而成長。


　　與此同時，亞洲則走到了死胡同。雖然1750年之後，東亞內地在人口與製造業都有著驚人的發展，但這卻阻礙了這些邊緣的地區將重要資源出口到製造業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結果，東亞經濟核心地區的成長根本地停頓，同時還在成長的則沿著勞力密集與資源節約的方式來進行；若歐洲沒有取得那些來自於地下和海外的資源，它可能也會被迫以這種方式成長。